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不但对于本国而且对全球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而中国城市化率还不到30％，与低收入国家相近，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三十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差更远。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地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成为快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区域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诸多挑战，但是只要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方针不动摇，以城市的大发展，去化解城市面临的大挑战，也就是说要“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由此构成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人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10100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27080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10480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24251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和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组团式城市群功能和战略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进一步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中国城市化战略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实际上，必须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得到合理的发展。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地理基础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城市的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
城市化必须支付成本。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一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民币／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民币／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民币／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8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中国城市化在新时期如何发展，必须回答五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是否城市发展方向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打破产业布局趋同、到处小而全的重复性浪费?
5．怎样实现以“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一体化?
以上五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能通过发展战略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城市扩张，改变为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一举克服过去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弊病，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社会公平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目标。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设计了中国城市化战略的“三维分布”制高点：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2．创建沿江沿海沿路的七大城市带(线)；3．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点)。其中第一位的思考，就是首先在2020年以前加速构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当上述“三维制高点”在中国成熟与完备后，将有全国人口的50％，全国GDP的80％，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即以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达到全国相对均衡的社会进步。依据计算，有可能使用国土面积的20％，获得国家财富总量的80％，彻底减轻全国其余高达80％面积上的发展重负，完成在高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由此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
在去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中，我们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和总结，提出了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并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作了初步的战略设计，如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七项原则和六项基本措施等。
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首推城市发展与区域协调的问题，即是说如何贯彻落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50多年以来的城市化道路有一个十分曲折的演变过程，一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才在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中，总结出我国城市发展战略的正确方针，终于将城市化进程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以下所列是建国50余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变化过程(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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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的1947年，当时全中国的设市城市只有69座。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的城市数目达到132座。
建国50多年来，中国城市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亦在加快。1949年城市化水平达到10.6％，至1998年城市化率按户籍统计已达30％以上。城市数量在1998年达668座，比1949年增长4.06倍。小城镇发展到1998年的1.8万个，增长5.42倍。农村集镇已发展到近5万个，城镇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城市化的城市功能也在逐步完善。
目前，在我国已基本形成了：
三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环渤海城市群。
七大城市带：沿长江城市带、沿陇海铁路城市带、哈长沈大城市带、沿京广铁路城市带、济青烟威城市带、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沿南昆铁路城市带。以及三十多个大城市圈(中心城市)：以省会城市和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地级市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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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态和载体，城市化的本质之一要求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它包括同步发生的两个过程：一个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向城镇集中，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逐渐增加；另一个是农业生产、农村生活质量的逐步城市化。也就是说，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城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功能和设施的逐步完善，而且也是城市的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泛渗透到农村的过程。在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城市化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将为新世纪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要解决好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必须调整城市的发展规模与产业分布，实现结构功能的持续优化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借鉴国际城市化进程的成功经验，迅速提升城市空间规模，调整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层配置，优化功能分工与提高利用效率，推动城市发展的规模效应与功能建设，这将是中国城市化未来进程的必由之路。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支撑。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当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明显开始加速，城市化水平20年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是前20年的5倍，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增速的1.8倍。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戴维·莱格发自北京)2003年1月8日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的标题报道，“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人口迁移：1亿多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转移到了城市和工业制造区，但这只是开始。联合国预计2l世纪头10年里会有2亿中国人移居城市。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新增3亿，总数达到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不管哪一种预测接近事实，中国都将经历对其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竞争力具有巨大影响的变革。
首先，新的工人拥人城市和工业中心可能会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保持低廉，由此打破某些人的预言，即中国很快会像日本和其他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那样由于国内工资上涨而失去制造业的优势。分析家说，中国的工资水平可能要再过几十年才会赶上其竞争对手。
同时，城市的发展不仅使外来人口获益，而且对他们汇钱去的农村家庭有利。世界银行说，中国的经济增长80％靠的是城市。华盛顿大学的地理学家和移民专家陈凯温(音)上月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在过去的20年中，大约1.5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人口流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的确，向中国城市迁移的运动主要是由农村失业人口推动的。2002年9月，东京的民间研究机构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今井宏根据2000年的数字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中国有1.71亿人在农村地区没有工作。
无论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起因是什么，这种现象正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世界银行的数字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1／3，而日本和韩国是4／5。中国决策者说，较低的城市人口比例阻碍了服务业发达而刺激消费的高效率城市可能带来的发展”。
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中，我们曾着重提出在一段时期内着力发展大城市这一提法本身是有针对性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小城市就可以慢发展或不发展。本质上是要以区域性的协调发展思路来统一考虑城市化进程问题。总体而言，针对过去一段时间消极对待大城市发展的作法，必须加速构建中国整体发展的战略性平台和新一轮财富积聚的主力军，以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去换取相对均衡的社会公平。在客观揭示“城市群”这一现象的基础上，《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认为：全面培育中国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克服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误区的根本举措，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强国融于经济全球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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